一场疫情让他的药厂起死回生，因行业垄断被处罚7.64亿
发布时间：
2024-09-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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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8年冬天，上海正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甲肝疫情。
从元月开始，大量皮肤和眼球发黄并伴有腹泻的病人被送进医院，很明显是感染了肝炎病毒。
源头很快查清，“元凶”来自被污染的毛蚶。
毛蚶是一种价廉物美的小海鲜，为了保持口味鲜美，上海人经常开水一烫便蘸上调料食用。
但是由于当时上海市场的毛蚶多来自江苏启东污染的水域，体内藏匿大量细菌，即便水煮半小时也不能完全杀灭病毒。
谁也没想到，上海人为自己的口腹之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
1988年1月18日，上海《解放日报》刊登了题为《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，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》的文章，提醒市民切勿再食用毛蚶。
可惜为时已晚，由于甲型肝炎病毒的平均潜伏期为30天左右，且发病前后一个礼拜传染性最强，到2月1日，上海感染人数增加到近2万例。
很快，疫情迅速蔓延到全市，每日新增病例超过1万例，持续了整整两周。
虽然疫情随后逐渐稳定，但仍旧有新增感染病例出现。
到5月底，在上海市全市动员下，甲肝疫情终于被控制住，而此时感染人数已经超过31万例。
那时上海有10多万医务工作者，几乎全部都扑在了防治肝炎的第一线。由于床位不够，许多招待所甚至学校都被征用为临时病房。
鲜美的毛蚶从此在上海市场绝迹，成为时代的梦魇。
甲肝疫情肆虐时，上海人对病毒谈之色变，民间随即出现了各种土法“抗疫”，有将醋烧热后吞服，也有人练气功，试图凭意念驱散病毒。
稍微有些科学意识的人四处苦寻防治良药，他们盯上了传说可以“包治百病”的板蓝根。
这其实来自感染病人的一种误传，因为他们在治疗期间都喝过一种“大锅药”。
由于甲肝治疗并无特效药，且疗程漫长，为了缓解治疗期间病人的恐慌心理，上海卫生部门用黄连、大黄、甘草等几味清热解毒的草药放在大锅里煎制成汤药，每天让病人喝一碗。
客观上说，这“大锅药”并没有实际治疗效果，可对病人却是极大的安慰，毕竟都觉得生病只有吃药才能好得快。
真正的原因，有关部门不好明说。
可民间对这种“大锅药”充满好奇，一琢磨：有点苦还有些甜丝丝的回甘，这不就是平时喝的板蓝根么!
就这样，板蓝根成了上海市民热宠，市场上供不应求。
那时在上海做客，主人端出的不再是洋气的咖啡，而是一杯杯冒着热气的板蓝根，这还是至亲好友才能享受的待遇。
板蓝根成了抢手货，市场上根本买不到，上海只好向外地药厂求援。
小小的毛蚶扰乱了大上海，却迎来一位“板蓝根大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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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全国能生产板蓝根的药厂并不多，江苏的扬子江制药厂是其中一家。
时任药厂厂长的徐镜人做梦也没想到，上海的甲肝疫情会给自己的小药厂带来难得发展机遇。
徐镜人并非医药行业出身，他曾是名普通的退伍军人。
1966年，20岁的徐镜人从部队退伍后，被安置到泰州市泰兴口岸镇仪表厂工作。
1971年，国家为恢复动荡时期造成的经济停滞，补充药品行业不足，提出有条件的乡镇企业可以兴办制药厂。
仪表厂抓住这个难得的“窗口期”，在厂内开设专门车间，生产百尔定和百乃定两种抗生素针剂。
根正苗红又是退伍军人的徐镜人被指派管理这个药品车间，两年后正式挂出“口岸工农制药厂”厂牌，脱离仪表厂的管理序列。
可由于生产工艺太落后，沉淀物以及生产流程不过关，药厂再也很难拿到上面的计划订单。
幸好徐镜人有战友在安阳制药厂工作，厂里主要生产的就是市面上少见的板蓝根颗粒。
徐镜人意识到药厂必须有拿得出手的“王牌药品”才能存活下去，便恳请战友帮忙传授板蓝根的制作技术。
天下战友是一家，战友也不忍心看徐镜人的工厂陷入困境，同意让他带队来安阳药厂学习技术。
板蓝根的提纯工艺其实并不比制造抗生素复杂，徐镜人和团队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知识，回来就转型生产板蓝根颗粒。
技术是掌握了，可由于原材料和销路有限，徐镜人的药厂数年间仅能勉强维持。
由于板蓝根对治疗感冒效果明显，当地很多人喝过徐镜人生产的板蓝根，都很认可。
1981年，为规范药品市场，国务院发文规定一个县只能保留一家制药厂，没有规模的制药厂一律关停。
那时，“口岸工农制药厂”还是乡镇企业，无论历史还是规模都无法与传统药厂相提并论，很自然被列入关停名单。
徐镜人狠狠心把妻子唯一的嫁妆缝纫机卖掉，用来维持基本运营，自己骑车去县里各部门到处央求。
所到部门均是“踢皮球”，直到他找到扬州市一位从泰州调任的市委副书记。
副书记早年喝过药厂的板蓝根，印象颇佳，便指示地方想办法保留徐镜人的药厂。
有了领导指示，执行部门不敢怠慢，给出一个折中方案：药厂由“镇办”转为“县办”，挂上“泰兴制药厂口岸分厂”的牌子。
徐镜人很兴奋，这番折腾没白费，坏事变好事，工厂不仅保住了，还凭空升了一级。
由此开始，药厂便主营板蓝根药物，在新身份的加持下，销路也打开了。
1985年，药厂产值突破千万大关，还就此自立门户，正式更名为扬州市扬子江制药厂。
更名仪式上，徐镜人喜气洋洋发表讲话，全场代表起立鼓掌，混沌时代露出一个微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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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因为扬子江制药厂盛名在外，甲肝疫情时，上海向其下了近400万包板蓝根订单，要求2个月内完成。
订单是接下了，可当时药厂每月产量只有5万包，产能严重不足。
可徐镜人还是做出承诺：“请上海方面放心，接受全部订单，保证交货。”
在徐镜人的要求下，全厂职工停止春节休假，组织突击小组，亲自带队与工人加班加点生产。
两个月内，扬子江制药厂顺利向上海提供了385万包板蓝根，解了上海的燃眉之急。
与此同时，上海周边的城市也纷纷向药厂下达订单，使得全厂当年产值便突破1亿元，徐镜人由此获得了“板蓝根大王”的称号。
看到传统中药为药厂赚到真金白银，徐镜人很兴奋，正准备在中药领域大展拳脚时，不料却遭到飞来横祸。
由于药厂利润丰厚，引起了一些人的猜测和质疑，药厂内部也对他强硬的工作作风不满，各种匿名信飞到了上级管理部门。
1990年至1992年间，徐镜人因“工作调整”，离开了亲手创立的扬子江制药厂。
市场浪高湍急，一艘离开船长的航船瞬息间极易触礁搁浅。
徐镜人离去后，扬子江制药厂大好形势急转直下，短短三年便亏损两百多万。
危机中，领导再次想起徐镜人，点名让他出山。
1993年，徐镜人恢复职务，可面对巨额亏损，他也很头疼。
这时，厂里的主营产品是板蓝根和速效伤风胶囊，可在南方系药业以及进口药品的夹击下，曾经的优势已不复存在。
那是医药市场逐步放开的时代，国内药厂只求自保，都不知明天会怎样。
中药制品在西药的冲击浪潮中力不从心，昔日的辉煌早成笑谈。
徐镜人却不以为然，他认为医术上讲“中医为体西医为用”，西药重疗效，却未必在调理和保健上胜过中药。人们推崇西药，只是因为市场上的中药产品太少，也缺乏知名度。
为了重振药厂，徐镜人提出“请名医挂帅，让绝技显灵”的中药开发战略。
这招其实很妙，中国人其实很崇尚中药，也相信其中奇效。但在市场上，还没有人将中药的真正品牌效应发挥出来，只顾埋头制药卖药。
徐镜人清楚，想让人们对自己的药品有信心，就必须有中医界的专家做“背书”，他们往往也都有自己的“绝技”。
于是，徐镜人数次登门，邀请“中医泰斗”董建华为其研发新品药物。
董老出生于1918年，是中医内科专家，也是中医内科学权威，在消化系统、脾胃调理等领域有着研究专长。
这与徐镜人规划的，药厂专注在肠胃调理、解热镇痛以及失眠等常见病领域的理念不谋而合。
董老起初对徐镜人的数次邀请并不感冒，可慢慢地被徐镜人“中药必须为自己正名”“救一人更应救苍生”的话所打动，最终贡献出自己独家秘方“胃苏饮”。
拿到这个“独家秘方”，扬子江制药厂开发出了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新品—胃苏颗粒。
彼时，中国人普遍因为工作压力和饮食等问题患有各类胃病，去医院也没法根治，市面也没有特定药物，只能自己熬着。
胃苏颗粒出现后，对缓解各种胃病有着独特疗效，因而很快风靡大江南北，带动了扬子江药业的销售飞速上升，直接跃入亿元药企集团行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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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额的连续攀升，坚定了徐镜人“请名医挂帅，让绝技显灵”的中药开发战略。
1994年，徐镜人改革企业内部机构和营销制度，江苏扬子江药业集团公司正式挂牌。
通过联手各类中医名家，扬子江药业又先后开发出香芍颗粒、双花百合片、蓝芩口服液、百乐眠胶囊、苏黄止咳胶囊等特效药，扬子江的每年销售额以亿为单位迅速攀升。
销售额的突飞猛进离不开徐镜人“准军事化管理”下的药品品质保证。
公司新人入职先参加军训，要学队列会操，还要能唱革命歌曲。甚至从总部到厂区、车间全部实行“支部建在连上”，整个集团建立了6个党总支、28个党支部、近100个党小组，覆盖了所有机构和部门。
企业内的干部述职，从上到下只谈不足，不谈成绩；想提拔重用，还得看是不是党员。
有些职工写了入党申请书，可因为思想觉悟没跟上，当了几年积极分子也没入党。
徐镜人对他人要求严，对自己更严格。
“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几件事？做成功一件就不容易了。”徐镜人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，也成了他日常工作写照。
他办公室里，挂着一幅“闻鸡起舞”的书法作品，据说是他当兵时，部队首长所赠。
徐镜人的工作安排也确实做到了这四个字，每天清晨准时6点到办公室听汇报，盯进度，工作事无巨细，亲力亲为，直至深夜。
一次有媒体来采访，徐静人操着浓浓的泰州口音面对记者侃侃而谈，忽然想起有件事还没完成，立即起身去布置工作，让记者干等大半天。
采访中，徐静人多次提到“一瓶药两条命，一条是消费者的生命，另一条就是企业的生命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担负着这两条命，丝毫马虎不得。”
扬子江药业也因徐镜人的前瞻眼光，躲过了多次危机时刻，尤其是2012年的“毒胶囊”事件。
2012年，央视《每周质量报告》报道，河北某些企业用生石灰给皮革废料进行脱色漂白和清洗，再将制成的工业明胶卖给相关胶囊生产企业，最终流向各类药企。
经过市场监督部门抽查发现，全国9家药厂的13个批次药品所用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，最多一家竟然超了九十多倍。
此事在药界掀起轩然大波，涉及多家知名药企和知名品牌，令国人色变。
唯独扬子江药业在一系列质量抽查中，次次过关。
而扬子江药业能在“毒胶囊”事件中独善其身，徐镜人功不可没。
2020年，扬子江药业从两年前的800亿营收直接攀升到1000亿，跻身国内“千亿企业”俱乐部行列。
这年，76岁的徐镜人以470亿元位列《2020年胡润百富榜》第91位，距离他创立扬子江药业正好半个世纪。
但是，盛名之下的徐镜人也有很多非议，质疑最多的便是形如“故宫”的扬子江药业集团办公区域。
扬子江药业总部总占地面积近1000亩，四周有人工河环绕。主体建筑群红墙黄瓦，飞檐翘角，气势恢宏。
徐镜人的办公室则形似美国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，里面布置却是中式，亦如主人复杂的一面。
由于徐镜人性格中的保守和强势，始终让员工怨声不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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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跨入千亿行列的企业几乎都已是上市公司，可徐镜人在任时，扬子江药业压根没有上市计划。
集团副董事长，徐镜人的儿子徐浩宇曾多次向父亲提出上市计划，可他每次都是果断拒绝：“没有这个必要！”
熟悉徐镜人的都清楚，他有个“三不”原则，其中之一就是“不盲目上市”，另外两条是不搞兼并联合、不搞不熟悉的产业。
不上市或许是多年前，徐镜人黯然离开药企后心有余悸，对资本运作怀着本能的警惕。
不搞兼并联合，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扬子江药业兼并了一家亏损药厂，结果非但没能令其起死回生，还凭空多了许多债务和冗员。
不过，作为一家营收超千亿的药企，扬子江药业也“不差钱”，不需要靠上市来融资。
徐镜人曾在接受采访时自豪地说：“扬子江药业在2009年就把所有银行贷款还清，如今是零负债企业。”
有人觉得徐镜人太保守，固执，提出通过资本运作可以让扬子江药业扩张得更快。
徐镜人不以为然，说：“一旦开了这个口子，7%的利息是要把企业拖垮的。”
他还举例说：“好比开一家烧饼店，到底是欠5、6个烧饼的债好，还是不欠债好？”
至于 “不做自己不熟悉的产业”，是徐镜人看到太多企业在资本推动下求快求大，跨行搞房地产，玩金融，结果把自己主业丢了，最终一无所获。
徐镜人的强势令企业没有偏航主业，更没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，可也让员工有些寒心，因为并没有真正享受到企业发展后的红利。
自股改以来，扬子江发展到千亿资产，持股员工拿到的分红只有两次，徐镜人当初许下的每年分红承诺却并没能完全兑现。
徐镜人还曾规定，凡是离职或退休员工，手中的股票只能以市值的一半卖给集团。
这等于员工们手里本可以按市场价全额套现的股票，白白损失了一半收益。
而且所有股票说是卖给扬子江药业，但实际最终都是被徐镜人以个人资金和名义进行回购。
2016年，扬子江药业有近200名员工离职，徐镜人最后以1.8亿元回购了他们的股份。
钱不算少，可还比市场价少了一半都不止。
有很多人对此表示不服，将扬子江药业告上法庭，结果无一胜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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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，扬子江药业也没逃过中国药业沉疴许久的“回扣”丑闻。
从销售角度来说，医院是药品销售的主要渠道，医生开具的处方直接关系到某些药品的存活。
正因如此，个别利欲熏心的医生便会在回扣的刺激下偏向价高的药品，最终都由病人买单。
为了让自己药品能在各科室成为“主流药”，几乎所有药厂都各显神通，想办法通过回扣影响医生用药。
能在质量上坚守阵地的扬子江药业，却没能逃过市场的陋习。
2020年，根据《健康时报》的不完全统计，从2012年到2019年，关于扬子江行贿的判决书多达49份，涉嫌“回扣”金额超过百万。
2021年4月，行贿丑闻余波未消，扬子江药业又被曝出因实施垄断被处罚7.64亿元人民币。
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处罚决定显示，扬子江药业因在全国范围以签署合作协议、下发调价函、口头通知等方式，与下游企业达成固定药品转售价格和限定药品最低转售价格的协议，涉嫌药品垄断。
而在调查期间，扬子江药业对此表示异议，极度不配合，最终招来了这份迄今为止国内医药领域罚款金额最大的反垄断罚单。
扬子江药业态度如此强烈，背后自然是徐镜人的意思。
同年7月12日，就在扬子江药业准备继续对处罚进行申诉时，77岁的徐镜人在新疆出差时突发心梗，不幸病逝。
虽然徐镜人在世时从未公布接班人，但作为他的儿子，同时也继承了父亲全部股权的董事长徐浩宇，被外界视为理所当然的接班人。
徐浩宇也多次对外表示扬子江将坚持做药，不轻易涉足别的行业，即便未来在健康领域发展多元产业，也不会脱离原有的轨道。
保守甚至还有些专横的徐镜人并非完人，但是他用一生践行了“一辈子只做好一件事”的承诺，用品质维护了中国药品的尊严。
扬子江水声潺潺，浪花中载着一位老人的故事奔涌入海。
本文作者：海边的风声君，经风声岛独家授权万小刀安阳医药厂号发布。
写明星、写八卦，有凭有据；形象正、影子斜，皆由自取，欢迎关注@万小刀安阳医药厂号。
参考资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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